《班史》：一部二本师生共同书写的青春志

2018年9月1日，在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1801本科班第一次入学班会上，黄修志为42位新生寄语道：“2018—2022，我们，一起成长，现实，就是实现。”命运的齿轮从此转动，连黄修志都没想到，4年时间里，经历了疫情期间线下课堂的停滞，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学生活中，1801班全体师生共同推动建立了以石榴花大讲堂、《石榴花》杂志、石榴花小讲坛等为纽带的鲁大师生阅读共同体，并撰写了记录日常的《班史》。

今年，这本记录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801班师生四年本科时光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正式出版。

1801班的生活有何“与众不同”？在鲁东大学，记者见到了黄修志，他回溯了汉文本1801班的集体生活，在合写《班史》外，关于师生共同编织的普通本科院校平凡而斑斓的日常生活，以及一场有关理想主义教育情怀下的探索与实践。

以“石榴花”为名的双向奔赴

刚来到鲁东大学时，黄修志遇到了具体而微的困惑和挣扎。在上公共课的过程中，黄修志接触了鲁东大学各院系的师范生，他发现学生们对自己的学科和专业标签十分在意，即便有理工科的同学喜爱文学和深度思考，也往往会被周围同学当作“奇葩”，很难碰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黄修志每年都会遇到类似的同学，他觉得他们在班级都很孤单，便萌发了创建一个交流的平台，把喜欢读书和思考的同学聚拢起来。

最初的设想比较简单，黄修志只想围绕中外经典著作，创办一个小型读书会，在全校招募喜爱读书的同学，每学期把同学们的书评集结成册。成为汉文本1801班主任后，他做的远比设想要多得多。

黄修志

写《班史》实际上只是灵光一现的想法，黄修志在2018年9月17日第二次班会上正式提了出来。历史学出身的黄修志，习惯用检视历史的态度去观察人生，他认为写班史的过程，是摸排学生写作功底和阅读素养的过程，可以锻炼同学们的调研能力和审视能力。黄修志将全班42个同学按照姓氏排好表，从九月份开始，让每个同学当一个月的“历史学家”，写4500字左右的班志，主要内容是观察同学们在班里做了哪些事情，班级作为共同体如何突围，以及个人生活的记录和抒发。从此，班史不仅记录了学生们的学习生活，还承担了一种“历史学的想象力”。

在给班级的公众号征集名字时，黄修志从韩愈的《题榴花》中“五月榴花照眼明”的诗句得到启示。在班会上，他将朝气蓬勃的大学新生与五月的石榴花作类比，告诉同学们他们正处于生命当中最火红的时期，不必在意是否车水马龙，只管静静生长，像石榴花一样。

为了实现办杂志的目标，黄修志决定先从创办石榴花读书堂社团开始“招兵买马”。他反对学科标签化的教学理念，因此一开始就没有把社团定位为文学社团，而计划成立一个学术类且跨学科读书的社团。黄修志与鲁东大学的同事姜娜、袁向彤一起，将石榴花大讲堂跨学科的引导推行到同学中间，接下来便是创办杂志这个交流平台了。

在一次跟学习委员路棣电话沟通时，黄修志随口提起了探索创办杂志的想法。一个月后，路棣主动询问创办杂志的进展，黄修志猛然意识到，自己随口说出的想法，也许正是学生们的诉求和期盼所在。他当机立断，开了两次筹备会，却发现困难比梦想多得多。创办杂志的想法经过层层上报获批最终尘埃落定，虽然过程不免复杂，但基于学生需要的推动力，让老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达成了默契。“石榴花所做的一切活动，实际上是师生实现彼此梦想的过程，教师想要教书育人，学生希望学以成人，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一个连接点和支点，顺应老师的本心、合乎学生的初心，达成双向奔赴。”黄修志说。

在真正宏大的蓝图落实前，都需要先一步步完成琐碎繁杂的工作。赵婉婷是1801班的班长，她回忆起大一升大二异常忙碌的日常，除了作为社团首任会长的换届、纳新，还制定了石榴花读书堂的章程、规划等。多年后赵婉婷还清晰记得当学生会通知她们社团成立、正手握石榴花大讲堂海报的她迎着日光路过天桥的一瞬间，价值感油然而生，她欣喜于一切都在向好。

石榴花读书堂成立后，定社团刊物为《石榴花》杂志，《石榴花》也与著名作家张炜学生时代创办的《贝壳》杂志一起，成为鲁东大学的刊物“双子星”。

此后，黄修志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专家进行跨学科演讲，在4年时间里，举办了42场石榴花大讲堂，内容横跨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他还用班费订阅了《读书》《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博览全书》等六种报刊，以供学生阅读学习，贯穿1801班大二和大三两年。同时，他又举行了石榴花小讲坛、石榴花观影会、石榴花观书会、石榴花访修营等活动，并面向全校举办书评影评大赛、人文随笔大赛等活动。此外，他常带领学生到各个乡村中学做教育实践，推广跨学科阅读、研究性写作的理念和方法，足迹从滨州阳信、临沂兰陵，到威海、烟台各地区县。几个寒暑假，他面向全校学生共出资设置81项学术调研课题，引导学生立足生活，发现问题，独立深入思考。

路棣向记者表示，石榴花大讲堂里校内、校外跨学科的视野拓展，包括与不同地区、乡村中学的交流，给班级同学在思维方式上带来很多改变和启悟，如看待问题会更加广泛全面，在大学毕业后，这种“万物一体”的理念还在持续影响着同学们。

“《班史》总体可能比较琐碎，但是它有两次峰回路转的主线。”黄修志介绍，由于石榴花读书堂和《石榴花》杂志的创立，班级活动逐渐与学院、学校活动联系了起来。另外，在学生们大二寒假时新冠疫情爆发，对疫情期间生活的书写，也变成《班史》中着墨较多的部分。

疫情期间无法带领同学们赴国内外访学交流，线下的石榴花大讲堂也被迫暂停，许多活动只能转为线上，却意外催生了石榴花大讲堂最为密集的开展期。学者专家在线上演讲，与学生密切交流，13期《石榴花》在疫情期间被做成免费的电子版，被散发到学校和社会上供大学生和中学生阅读。

在同学们居家隔离的8个月，黄修志不间断开线上班会、向同学们推荐好书，还举办线上比赛，等到师生再次重逢时，大家无比激动。黄修志专门找了教室举办班级晚会，大家唱歌、交流、分享感悟。同学们说，“我们正在以一种陌生的、与前代人不一样的方式生长”。

黄修志认为，无论是1801班的班级计划、合写《班史》，还是石榴花社团和杂志的创立，实际上都在抚慰学生们被应试教育伤害的心灵，让他们能够在班级、社团、杂志的陪伴与激励中，以更具活力、好奇心和想象力的状态复苏成长。

在与1801班共处的四年，黄修志也逐步扭转了自己不少固有观点。比如，他原来会推动每位同学去考研，现在觉得培养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比培养研究生更有意义；原来认为老师只应授业传道解惑，现在觉得老师还要做一个摆渡人，用各种机智和方法，让学生与优秀师友相遇，与更好的书相遇……

现在，虽然1801班同学们都已毕业，但是有关《石榴花》杂志的交流活动还在持续，去年在黄修志的个人资助下，石榴花访修营的同学们带着《石榴花》和《贝壳》杂志，到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了多次学术交流。

去“二本学生化”和反“原子化”

虽然身处地方院校，但1801班的同学们在自我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二本学生的标签而存在，而且他们撰写《班史》、创办《石榴花》杂志，只是完成了普通大学生们都想做却没做成的事情。实际上，汉语言文学是鲁东大学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已达到一本分数线，考上也并非易事。

《班史》摒弃了老师站在讲台上单向观察、审视学生的视角，而是由师生轮流书写合力完成，算得上真正的“众生喧哗”。相比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艾苓的《我教过的苦孩子》，《班史》的基调更为明亮和向上，它传达的是怎样振奋学生，释放学生本真，整本书没有标签化的描述。其他同类书籍在或多或少表达和宣泄焦虑时，《班史》提供了破解焦虑、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现今，无论哪所高校的大学生，都有普遍的成长的困惑和诉求，首要的是如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并当成一生所爱，为之奋斗。现实困境是，由于长期受应试影响，很多大学生不知何为热爱。黄修志认为，应试教育将孩子好奇心和想象力提前关闭，他们很难在12岁之后对班级和读书产生饱满的热情，所以从80后一直到现在的00后，其实整体状况没有发生太大改变。黄修志上学时，大多数同学都会选择去自习室读书，但现在的大学生，精力被智能手机和网络分流很多，越发难以沉下心、找到内心的热爱。

《班史》用学生的成长来告诉社会，如果从外部解决教育问题成本太高的话，向内观的化解也许是不错的途径。“如果我们通过一系列的陪伴、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意识到面对问题，最终要靠个人内生动力，只要迎头向上走就行了，这个才是最大的意义。”黄修志说。

当然，黄灯及艾苓老师描写的对象，更多是80后、90后群体，而《班史》的主要创作，针对的是00后，时代境遇已然发生了很多变化。1801班共42个同学，至少一半的同学来自收入相对稳固的家庭，这让他们内心有着较强的安全感。在整个大学四年，在黄修志的引导下，同学们变得不太在意外在评价标准，比如名校背景、评奖评优。

在与其他高校交流的过程中，黄修志发现很多985高校的本科生没有兴趣做类似1801班集体的尝试。石榴花访修营的同学们在对外交流中也觉察到，在大多数学校还在办散装的院报或文学报时，装订成册、精心设计又颇具学术价值的《石榴花》杂志，与《贝壳》“双剑合璧”，可谓是降维打击。黄修志对此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他认为985高校的学生个体的学习能力和自身素质较高，属于“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学生群体；加上教育资源的倾斜，他们更难建立互帮互助的共同体意识，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最早提出的“原子化”概念，也越发反映在顶尖高校大学生的日常状态里。

除了对班级整体在写作能力上的提升，路棣认为1801班四年的教育实践，对于初入大学的学生而言，具有指明方向的重要作用。“在1801班营造出的共同体的氛围里面，我们没有太强的功利心和个人主义思维，大家用四年时间找到缓冲和认同感，不至于孤立化自己，也不会感到漂泊。对于有明确目标的同学和暂时感到迷茫的同学，在1801班的人文环境中，都找到了心灵的安慰和寄托。”她说。

在黄修志看来，《班史》看似在跟大学生谈现在，谈未来，但其实寄托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关怀：我们如何看待大多数人包括自己都要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一个健康而生机勃勃的社会，应该尊重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选择，一个独立的普通劳动者，也应该在日益标签化的社会中勇敢追寻自我。我们的学生除了考研、考公、考编和进体制内，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是这样，那可真的就是教育的溃败。

1801班的“蝴蝶效应”

在共同撰写《班史》的过程中，学生们的状态也在悄然改变。

2022年6月，1801班迎来了毕业分别的时刻，大学四年的理想主义最终要到社会中接受检验和锤炼。“最终，他们发现大学四年的读写实践教会了他们如何对抗破解应试教育、原生家庭、二本学校标签、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多重伤害，学会了如何面对最终成为普通人的命运、如何对待日常的寡淡和琐碎、如何在平凡的世界中定义自己的幸福和追寻自己的生活方式。”黄修志表示。

汉文本1801班师生合照

记者翻阅《班史》，看到了每位同学对青春里悸动、困惑、信念与努力的记述，笔触真诚，安静而有张力。浏览几期《石榴花》杂志，发现学生们的书评、影剧评、随笔等不仅题材宽泛、文笔凝练，而且兼具不俗的思考。这或许说明，阅读、思考与写作，已经与“石榴花”的系列活动和《班史》一起，成为学生们在大学探寻自我价值的重要出口。

“《班史》在今年刚刚出版，不管它有没有更多影响力，我觉得它本质上还是属于我们班级的共同回忆，其他的就是它的附加价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它确实有自身辐射性的影响。”路棣认为，黄修志建立的有关阅读与写作的“传统”，也逐渐被校内其他老师效仿借鉴用于班级教育，学校里其他社团也会与石榴花社团进行合作和理念互动，学弟学妹们在访学过程中也会感受到石榴花给其他城市的学校团体带来的影响。

班长赵婉婷曾对黄修志说，“原来很多同学告诉我，创办《石榴花》杂志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我们竟然真的把它实现了！”黄修志则始终坚信并告诉学生们，“现实，就是实现”，我们应该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眼光。在《石榴花》杂志被印刷出来的那一刻，黄修志总觉得似曾相识，好像回到高二与同学一起创办印刷《久一》报纸的时光，他意识到自己的高中经历不仅间接影响着当下的选择，而且在大学期间渴望却缺失此类体验的遗憾也得到了弥补。”我好像穿越时光与学生们一起，坐在教室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来分享这种喜悦。“黄修志感慨道。

赵婉婷说，石榴花观影会、石榴花观书会等曾经还未细致展开的设想，在1801班毕业后，慢慢地都已经开展起来。“大家虽然已经离开鲁东大学了，但是石榴花作为一个标志、一个社团会长时间留在鲁东大学文学院，并且把石榴花大讲堂继续下去。这给很多不清楚具体该做什么、如何做的同学，暂时指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而对为梦想努力、且有意愿进一步提升个人素质、学术修养的同学，提供了交流分享的平台，非常有意义。”

或许正是对纯粹理想的坚守成就了1801班的集体成长和彼此联结，也收获了更多其他届、其他班同学的共鸣。闫晓涵曾是汉语本1701班副班长，《贝壳》杂志学生主编，作为《石榴花》杂志首任学生主编深度参与了杂志创办，对于黄修志坚定引领汉文本1801班学生读书、写作、思考的教育理念十分敬佩，也对善于思考和热爱读书的学弟学妹们印象深刻。《贝壳》杂志侧重于文学性，而《石榴花》带有黄修志“不设限”的跨学科视角，偏重多领域的探索。她曾给黄修志发微信，表达“石榴花”对自身的影响：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渴求欲和思考力，另一方面是心境上的宁静，无论是丝竹乱耳、案牍劳形，还是枯燥乏味、压力重重，都有股力量引领自己去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以恢复平和的状态。

（·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宫小昀）